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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述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建構歷程和啟示

祁述裕

祁述裕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創新工程首席專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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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我給各位講授的題目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建構歷程和啟示》,主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基本特點、形成過程以及如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進行梳理。

具體包括三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文化制度在國家制度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建構歷程;第三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建構的特點和啟示。

一、文化制度在國家制度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文化制度的職能是規范人的精神活動

“制度”的基本功能由“制”和“度”兩部分構成。“制”是規范,規定應該做什么、如何做及不能做什么;“度”是標準,是制定不能做什么以及應該做什么的依據和規則。馬克思主義認為制度是生產關系中規范性內容的凝聚;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是決定人的相互關系的契約。由此可見,規范人的行為是制度的本質特征。

人類活動包括物質活動和心靈活動兩方面,與之相應,國家制度也包括規范人的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兩大部分。文化制度主要規范人的精神活動,由行為準則、道德規范、政策法規和體制機制構成。

文化制度是一個內涵豐富的體系,包括正式文化制度和非正式文化制度兩大部分,其中正式文化制度又包括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政策法規。按照領域來劃分,正式文化制度大致可以劃分為意識形態管理體制、文化管理體制、文化遺產管理體制和文化市場管理體制等;按照行業分,又可以劃分為電影管理體制、戲劇管理體制、網絡管理體制等。非正式文化制度主要包括文化風尚、風俗習慣及道德約束。這里特別強調文化制度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兩種,因為人們往往對非正式文化制度不太關注,但其實它在文化制度中非常重要。

中華民族文明精神的核心內容是由一代代秉承著“士”的精神的知識分子創造和傳承的。從孔孟儒學到董仲舒的新儒學,到宋明禮學,再到王陽明心學,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一條主線。這批知識分子為官、為學,秉承“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信念,使中華民族的文明精神薪火相傳。

文化制度事關政權的興衰,從歷史上看,一個王朝的崩潰往往首先表現為道統的瓦解,也就是孔子所說的“禮崩樂壞”。因此恢復道統就成為王朝更替后十分緊迫的事情。關于這一點,古人有非常清醒的認識。

司馬遷在《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中記載了漢朝開國皇帝劉邦和謀臣陸賈的一段對話:“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

陸賈是漢高祖劉邦非常器重的一個謀士,以敢于直言著稱,他在漢朝建立后經常跟劉邦提起要以《詩》《書》來治理國家。但劉邦聽了很不高興,斥責陸賈說,我是在馬上得的天下,跟《詩》《書》有什么關系?陸賈反駁,能在馬上得天下,能在馬上把天下治理好嗎?古代賢君湯王和武王都是在本不應該當上國君時由于各種機緣當上國君的,在不利的情況下,他們順應法則治理國家,即“順守之”。“順守”的要訣是“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這是治理國家的長治之道。假如秦朝當年統治天下能夠按照“順守”的思路,按照湯、武古代賢君的做法,陛下還會有做國君的機會嗎?劉邦聽了之后很惱怒,因為陸賈當面反駁了自己,但“有慚色”是要點,說明他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有反省精神。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文化制度中非正式文化制度對國家治理的價值和作用。當代也是一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的一種非正式文化制度。我們講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就說明在治理國家過程中,正式文化制度和非正式文化制度都非常重要。

 (二)文化制度狀況對國家發展具有深刻影響

西方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建立的藝術供養人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藝術理事會制度等正式的文化制度對文化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孔子開創的私學制度,隋朝的科舉制度,也對文化包括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好的文化制度能激發文化活力、促進文化繁榮。

比如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根據地延安建立了嶄新的文化制度。盡管那時延安的生活環境惡劣,但國統區的知識分子仍紛紛奔赴延安。究其原因,一是知識分子們充滿熱情、意氣風發,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二是中國共產黨人制定了能激發知識分子熱情的好的文化制度。雖然條件艱苦,但在延安文化制度優勢的孕育下也出現了很多經典的文化藝術作品,比如《黃河大合唱》。

1935年,22歲的光未然在武漢組織了宣傳抗日救亡的拓荒劇團,期間和這支年輕隊伍一道轉戰抗日烽火的前線、敵后,兩渡黃河。后來他意外負傷,被送到延安接受治療。他的好友,時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下稱魯藝)音樂系主任的冼星海去看望他。光未然將自己的經歷講給冼星海聽,在冼星海的鼓勵下,他將對黃河、對船夫號子的感受寫成了一首詩,就是《黃河頌》。一次,光未然朗誦《黃河頌》,剛好聽眾中就有冼星海,他聽到這首詩非常振奮,決心一定要把它譜成曲子。冼星海學的是指揮、音樂和作曲,他曾在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學習過,后來又留法六年,1938年到了延安,很有藝術底蘊,于是用六天時間完成了《黃河大合唱》的作曲。

《黃河大合唱》表現了經歷種種苦難、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取得勝利的堅定信念,有獨唱、對唱、輪唱、合唱、混聲合唱多種表現形式,由序曲、黃河船夫曲、保衛黃河等多個樂章組成,每個樂章相對獨立、氣勢磅礴,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民族特征。

1939年4月,《黃河大合唱》首次在延安大禮堂試演,由冼星海指揮,40多位藝術青年演唱。當時延安的條件非常艱苦,只有兩三把小提琴和十來件民族樂器,沒有低音弦樂器怎么辦?用煤油桶改制。打擊樂器的效果則是靠把勺子放在搪瓷缸里猛烈搖晃演奏出來。同年5月11日,在慶祝魯藝成立一周年的晚會上,冼星海組織了更大規模的《黃河大合唱》演出。由一百多人組成的合唱團歌聲鏗鏘有力,如山呼海嘯、氣勢磅礴。毛澤東同志聽過之后連聲稱贊:“好!好!好!”

即使延安時期條件艱苦,也誕生了堪稱經典的藝術作品,足見好的藝術制度對人創作熱情的激發作用。

(三)文化制度狀況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關系密切

傳統社會建立了嚴格的管理非主流文化的制度,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排斥大眾文化,無論中外,統治者都對戲曲、說唱文學等大眾文藝采取限制、排斥的態度;二是通過文化審查限制非主流文化和“異端”文化。

比如秦始皇嚴禁私學,要求以吏為詩,制造了焚書坑儒。清朝編修《四庫全書》,對圖書進行嚴格管控,并銷毀了各種不利于清朝統治的典籍。明代為應對戲曲繁榮設立了官府衙門教坊司,它的功能主要是對戲曲進行嚴格管控。

西方也是如此。隨著十五世紀中葉西方印刷業的蓬勃發展,民間私自印刷宗教書籍和市井小說的現象愈發普遍,使教會感到恐慌。1545年至1563年間,天主教在意大利特蘭托舉行的宗教會議,初次開列禁止教徒閱讀的“禁書目錄”。1662年,當時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美國馬薩諸塞議會通過了西方第一個新聞出版法,規定出版物要經審批、發給許可證后才能出版。

隨著社會的進步,近現代逐步建立了以維護個人權力為基礎的文化管理制度,有三個突出特點:第一,維護個人言論和出版自由。第二,建立了新型的內容審查制度,包括三個主要內容:一是主要通過代表行業和民間利益的第三部分的文化組織來進行自我管理;二是對一些稀缺的文化資源,如廣播電視的頻道等實行新政許可制度(后來隨著技術的發展,廣播電視在西方國家開始走向商業化);三是實行電影分級制度,根據電影內容不同對各個年齡段的觀眾進行分級管理。第三,建立政府資助的公共文化藝術制度。早些時候,西方國家政府對文化和藝術沒有具體支持意見,更多的是不聞不問甚至加以排斥。比如十八世紀,英國倫敦就出臺了一項限制劇院數量的措施,因為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欣賞戲劇是腐蝕民族的惡習。二十世紀以后,這種觀念發生了變化,一些西方國家開始出現專門支持藝術的基金組織,比如英國的國家藝術理事會,它有三個特點:一是作為國家文化的行政組織受國家間接領導;二是負責國家文化基金的分配;三是由社會各界名人組成,成員以文化領域的玩家和學者為主。1958年,法國設立政府直屬部門文化部,又稱文化和通訊部,其職能主要包括六個方面:制定文化政策和法規;編制年度文化預算并上報議會審批;管理和使用文化經費;保護文化遺產;領導和管理國家重點文化設施、文藝團體和藝術院校;促進藝術創作和文化合作與交流。

從藝術基金理事會到文化部,西方國家基本上完成了國家角度的文化制度的建構過程。現在西方國家的文化制度基本上是國家理事會制度或文化部制度,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責任編輯:楊雪校對:王瑱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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